孫鈞院士在授課
“國家需要就是我的努力方向”
青年時代，孫鈞就勇于投身愛國護校學生運動。新中國成立后，懷著“要為新中國建設貢獻知識和力量”這一強烈信念，孫鈞發(fā)憤讀書，勤懇鉆研，苦練上千道習題，打下了堅實的學識基礎。
孫鈞院士在閱讀文獻
孫鈞大學讀的專業(yè)是土木工程，因為俄語基礎好，身為講師的他受學校委派，擔任在同濟工作的前蘇聯(lián)橋梁專家斯尼特柯教授的專業(yè)技術口譯。這使得他科研起步時主攻的是鋼橋結構。他笑稱：“橋梁是我的‘初戀’。”
1960年，為了我國國防工程建設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地鐵工程建設的發(fā)展，滿足國家對地下工程專業(yè)人才的迫切需要，同濟大學任命孫鈞負責興辦國內外首個“隧道與地下建筑工程”專業(yè)，并擔任首屆專業(yè)教研室主任。自此，他就一直潛心于地下結構領域埋首耕耘、甘于奉獻，至今已逾一個甲子。
孫鈞院士在工作中
“國家的需求，就是我努力的方向。”他瞄準新的專業(yè)領域，勤奮求索。1971年，在下放農(nóng)村的冬夜，他仍堅持在油燈下苦啃《巖石力學》英文原著。此后數(shù)十年的持續(xù)努力，讓他一步步成長為國際巖石力學學會副主席暨國家小組主席，2015年獲學會會士榮譽稱號。
“勤奮”和“惜時如命”，已成為他堅持終生的習慣。“我在李校長身邊的那幾年，是我學業(yè)上、科研上進步最快的年頭。”他一生感念年輕時李國豪校長對青年教師的一番教誨：“一個大學畢業(yè)生五年內如果沒有養(yǎng)成勤奮、惜時的好習慣，從開始時的手懶（不寫論文了）到后來發(fā)展到腦子懶，我看他以后也就難了。”由此，孫鈞暗下決心，并真正做到了數(shù)十年來未敢稍有一日懈怠，愈鉆研愈有興趣，愈有興趣就更鉆研，不斷攀登一個又一個科學高峰。
早在上世紀60年代，孫鈞主持并負責了我國首座特大型地下飛機洞庫和所配套的地下儲油洞庫工程的建設；他又作為總體設計負責人，承擔了上海市擴大試點地鐵車站工程的勘測、設計和施工，并擔任上海第一條黃浦江打浦路隧道、延安東路隧道，上海、南京、廣州、寧波等各城市軌道地鐵建設的技術專家。
數(shù)十年來，他在工程流變學、地下結構粘彈塑性理論、近海工程抗腐耐久性研究、軟巖擠壓型大變形機理與工程整治等子學科都有深厚造詣，做出了有國際影響的豐碩成果。早在1997年，他就開始鉆研軟科學（側重于人工智能科學）在巖土工程中的應用，迄今歷時20余年，亦頗有建樹，是這一領域國內外的先行者之一。
上世紀80年代，孫鈞院士指導博士研究生
為國家培育棟梁之才，是他作為師者最感光榮的使命。令他最感欣慰的是：“能培養(yǎng)一批人，超過自己，長江后浪推前浪。”從教70多年來，他悉心培養(yǎng)指導了80余名博士、近30名博士后研究人員。如今，在我國各地隧道與地下工程建設中都有孫先生及其弟子們作出的重要貢獻。
他的科研工作始終瞄準國家戰(zhàn)略、對接國家需求。“學術研究不是高校書齋殿堂內的擺飾，不能只醉心于理論上的求高求深而不聯(lián)系工程實際。”他說，“我們要在引領學術發(fā)展方向的同時，緊密圍繞國家重大戰(zhàn)略需求，更多承擔重要應用基礎科研項目，全力服務國家重大工程建設。”
國內第一長鐵路隧道、第一長公路隧道、第一座海底和越江隧道，世界第一大直徑軟土盾構隧道、錢塘江隧道；長江江陰大橋、蘇通大橋、杭州灣大橋、港珠澳大橋、正在施工中的深（圳）中（山）通道等數(shù)十座跨越江海、大山的特大跨橋隧工程……數(shù)十年來，他作為技術專家主持和參與國家重大工程項目的巖土與地下工程、橋梁工程的勘測設計施工研究，為我國眾多重點工程建設保駕護航。
“學問存在于工程實踐之中”
即便在年屆九十三歲高齡時，孫老每年還要平均外出30余次，那微駝的身影一次次出現(xiàn)在一個個工地現(xiàn)場。團隊師生憶起昔日一幕幕情景，感佩不已。
孫鈞院士在海外參加學術交流
“我作為一名看工程病的醫(yī)生，如果連患了病害的工程現(xiàn)場這個‘病人’都沒有見到，我怎么能把脈問診、開藥配方呢？”對于老先生來說，上工地是輕松平常的事，“只有親歷現(xiàn)場、眼見為實、驗明正身，才能放心制定有效的技術決策。”
孫鈞院士（右二）在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壇子嶺
祖國的錦繡河山、廣袤大地上，處處留下他奔忙不息的身影。他說：“我們不能把自己關在學術殿堂里做空頭學問，理論對理論，空對空。我們要讓理論在生產(chǎn)實踐中生根、開花、結果。”在他看來，到工程實地勘察調研，要遠勝于僅停留在各類研討會議上高談闊論。
早在1963年，在全國17項國家重大基金項目的結題評審中，由37歲副教授孫鈞牽頭的課題“地下結構粘彈塑性理論及其工程應用實踐”獲評第一名。鑒定意見中這樣寫道：“本項目成果在理論研討的廣度和深度上達到了國際水平；更可貴的是，能將研究成果及時應用于工程實踐，取得了可觀的經(jīng)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在他看來，做科研，就是要將工程中的問題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從本質和機理上作出科學的回答，而不只是就事論事地照搬“規(guī)范”來將就解決。研究的階段性成果出來后，還要考慮如何將成果應用于工程實踐，而這兩者中間往往還存在著不短的距離。他說：“我們還要將成果反饋到實際工程中，作進一步的完善、檢驗和提升，最終為工程所用。這才算是完成了全部的研究過程。”
即便身在病榻，也心系國家大事。2008年汶川地震發(fā)生之際，剛剛做完心臟支架手術的孫鈞院士強烈要求出院，他要趕赴災區(qū)進行現(xiàn)場考察，為解決當時堰塞湖問題的整治方案出力。后經(jīng)醫(yī)生極力勸阻才不得已作罷。躺在病床上，老人還盡可能搜集相關信息，針對難題進行研究，撰寫了兩篇研究報告報送中科院。
“學問是一道隱函數(shù)，它存在于工程實踐中，要靠基礎功力來發(fā)掘，求得其優(yōu)化解。”他一直堅守著這一信念，執(zhí)著追尋科學真理。他曾頂著44攝氏度的高溫酷暑長途跋涉，從烏魯木齊前往吐魯番盆地開展勘察工作；也曾冒著零下18攝氏度的嚴寒，元宵當天還下到為察看南水北調中線穿越黃河盾構隧洞的北岸深大豎井，手握冰冷的鐵扶梯艱難下到50多米深的井底……
“Never say too old and too late to learn and to do.”（學習、做事，永不言老、言晚。）孫鈞院士經(jīng)常以此告誡弟子們。他曾對一個年近半百的學生笑言：“人生四十剛起步，你今年還不到10歲呢。”耄耋之年的他總是自認為正值壯年，“數(shù)十年來，兢兢業(yè)業(yè)，自問沒有一天敢稍有懈怠。”
孫鈞院士參加學術研討
他始終保持著年輕人奮進、拼搏的戰(zhàn)斗姿態(tài)。正是得益于長年深厚的學術積淀，在關鍵科學問題上，他總能目光如炬，將一個個棘手的難題精準把脈，求得從本質、機理上的認識，并謀求根本性的解決。
隨著我國城市地下空間開發(fā)如火如荼，地下鐵道、地下車庫、地下商城等綜合體蓬勃興起，孫鈞院士憑著在學界、業(yè)界的廣泛影響力，馬不停蹄地在各個工程之間穿梭奔忙：技術論證、課題立項、詳細勘察，為工程把脈，解決實際棘手難題等等，不一而足。
孫鈞院士在港珠澳大橋
舉世矚目的港珠澳大橋建設過程中，孫院士又帶領他的團隊成員一起組成了大橋島隧工程技術咨詢團隊，為大橋建設奉獻專業(yè)智慧。老先生頻繁地往來于上海和珠海，奔走于工地和會議室，前前后后參加各類技術風險評估會、技術咨詢和方案論證會議達四十來次。老院士一開始就極力推薦“宜選用海底沉管隧道”這一他認為最優(yōu)的方案，終獲各方贊同；針對島隧過渡段海域的深厚軟基區(qū)段，他極力推薦與當前采用管段柔性接頭相適應的“擠密砂樁”復合地基工法，而摒棄不用剛性長樁，其科學有效性都被后來的工程實踐所充分證明。
老先生一直保持著一位科學大師對工程問題的遠見卓識和高度敏銳感。近年來，他密切關注隧道與地下工程中的節(jié)能環(huán)保新技術，不斷拓展新的研究領域。
在學術研討會上，孫鈞院士向青年弟子們介紹未來工程領域發(fā)展的新態(tài)勢，那就是人工智能、大數(shù)據(jù)、云計算、信息和網(wǎng)絡技術等在土木工程設計施工和運營中的風險預測預報、圖像視頻顯示與分析、結構變形控制和專用程序軟件研發(fā)等各門類子學科的開拓與創(chuàng)新。他諄諄告誡年輕人：“我們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可以發(fā)現(xiàn)工程設計施工中的關鍵性標靶，設計優(yōu)化新型創(chuàng)意性更好的土建結構，預控不測的投資和施工風險，有效彌補在傳統(tǒng)技術研發(fā)中當前存在的投資大、效率低、周期長以及成果轉化慢等缺點和存在的問題。”這些論述，令在座后輩們深深折服。
孫鈞先生曾這樣表露自己晚年學術生涯的心路歷程：
鬢須盡霜耄耋年，老驥方知伏櫪難；
科海遨歡忘榮辱，苦思求索總無閑。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風范長存，精神永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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